“你把那个折子找出来我再瞧瞧。”仁曦皇太后说道。
刘晟印应了一声，亲自去摆放着奏折的架子上翻找，很快便找到了那本奏折，呈送到了仁曦太后的面前。
这本奏折，是现在护理四川总督的四川布政使丁直璜的因督修都江堰决口事自劾的折子。
仁曦太后打开折子，仔细的看完之后，不由得冷笑起来。
“在山东修黄河大堤，就能修决了口，这一次把都江堰也给修决了口，所以才上这个折子，以退为进，真是打得好算盘啊！”仁曦太后恨声道，“想不到山东的炮台也给修成了这样，放一炮自己个儿就能碎了！这等无能之辈，尸位素餐，朝廷要你何用？”
见到仁曦太后发怒，刘晟印和李锦泰全都噤声垂首立于一旁，不敢看她。
“刘晟印，把这些个折子，都给六爷送去，让他瞧着怎么办，给我回个话儿。”仁曦太后说道。
“是！”
四川，成都，承宣布政使司衙署。
“大人，那个折子上去了许久了，朝廷现在还没批复下来，是不是有什么变故？”有人问道，象是一位师爷。
“会有什么变故？纵然都江堰决口我有责任，那四川的总督、府道、按察使有没有责任？岂是我一人之过？他们敢和我一样拍着心口说未有贪墨一文？我当年诛杀海监，清正之名天下无人不知，纵有小过，我已上表自劾，朝廷又待怎样？若是为此罢了我的官，天下士子之口，朝廷又岂是能封得住的？”
说这话的，便是以诛杀仁曦太后得宠太监海德盛而有名于一时的前任山东巡抚、现任四川布政使丁直璜。
丁直璜在山东做了多年巡抚，杀权监海德盛一事，曾为民间广为传颂。
海德盛是仁曦手下红得发紫的权监，权欲熏心，利令智昏，为讨好仁曦伤人极众，且受宠忘形有恃无恐。有一次，山东巡抚丁直璜叩见仁曦太后，不慎顶戴失落。当时，仁曦并没吭声怪罪。海德盛却在一旁厉声言丁直璜失仪，丁直璜赶紧去捡顶戴准备戴上时，海德盛走近脚一抬把丁直璜的顶戴踢滚到一旁。丁直璜因而对海德盛恨极。
海德盛因在仁曦太后面前得宠，连彤郅皇帝和敬亲王宜欣也不放在眼里，因此彤郅皇帝和敬亲王也恨透了海德盛。
彤郅八年，久在宫闱的海德盛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遂借口预备彤郅皇帝大婚典礼，再三请求仁曦太后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得到仁曦批准。海德盛虽号称钦差，却并未携带任何公文，一路又过于威风张扬，因此在途经山东德州境内时，德州知州赵新闻讯其过境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按例大乾朝派遣大臣出京，军机处外发公文，沿途地方官员按礼迎送)，仆役下船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大乾朝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途经各地，不需花钱买东西，可凭证取得地方官府供应的物资)，上报了巡抚丁直璜。丁直璜闻讯后立即派人于泰安将海德盛抓获，并趁机羞辱了他一番。
海德盛离京后，正逢仁曦太后染病，由彤郅皇帝批阅奏折，这样一来，彤郅皇帝就有了剪除海德盛的绝好机会。接到丁直璜关于海德盛的折子后，彤郅皇帝瞒着仁曦立即召见了敬亲王宜欣和内务府大臣明善及其他有关大臣，决定让敬亲王马上赶到军机处，命军机大臣宝望执趣÷阁拟密旨，将海德盛就地正法。旨曰：“览奏曷胜骇异，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处，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直璜速派干员于所属地方将该蓝翎海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问，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讯折回直境，或潜往河南、江苏等地，即著曾伯函等饬属一体拿来正法。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倘有疏纵，唯该督抚是问。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彤郅安排好一切，怕仁曦闻讯生出变故，特别叮嘱，廷寄明天晚上一定得递到。兵部驿使接旨后，以六百里加急递往山东。
在捉拿海德盛时，海德盛的几个随从上街玩耍，漏网后连夜跑回北京，后由李锦泰将情况禀告了仁曦。所以，皇帝的圣旨未到，仁曦太后的懿旨就先到了济南。何毓福等人建议丁直璜接旨不开读，因为内容一定是赦海德盛，如不遵照执行，便有欺君之罪；如开读，放回了海德盛等于放虎归山，将来谁也不会有好果子吃。按规定办没错，太后的懿旨应隆重开读，先供奉起来，建皇亭接懿旨才行。于是，丁直璜在院东建皇亭。以争取时间等候彤郅皇帝圣旨的到来。此时仁曦尚不知海德盛大祸临头，因海德盛得罪的人太多，不得人心，所以彤郅皇帝和敬亲王的密谋得以不泄。
第二天晚上，廷寄到了丁直璜手中。丁直璜即命臬司潘蔚立即批了斩标，由抚标中军绪承监斩。历城知县即刻命人到狱中将海德盛提到巡抚衙门，验明正身，几个戈什哈架着被绑的海德盛来到西刑场。这时号角吹响，刽子手大刀一挥，海德盛的人头便滚落在地上。至此丁直璜总算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事后仁曦得报后大怒，但此时已经无从挽救了。仁曦静下心来之后，考虑反正海德盛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活。丁直璜建皇亭接懿旨形式是尊重她；海德盛出京犯了大乾律，无旨离京一路僭越无度罪不可赦；丁、何等人奉旨杀海德盛名正言顺。不能为了一个奴才，怪罪皇帝和大臣。她心中虽有不满，但事到如今，也只能认可了，所以再也没有过问。丁直璜、何毓福等官员则因为诛杀海德盛为民除害，朝野赞许，闻名于世。
现在的他，又拿出了当年的派头。
“话虽如此，总还是小心些好，您现下护理着四川总督，诸事缠身，总要小心，有人借着这个时候生事。”师爷提醒他道。因为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布政使了，原来的四川总督文格因病乞休之后，四川总督一职空缺，按照大乾朝的惯例，便由布政使先行护理，布政使原本的职权是承宣政令（承接上级指派的政务、法令宣达到各府、厅、州、县。督促其贯彻实施）、管理属官（管理府、州等各级官员，按期发放俸禄，考核政绩，并上报督抚）、掌控财赋（负责征收全省各地赋税，负责财政收支。统计全省各府户籍、税役、民数、田数等民事内容），但如果护理总督事，则责任比以前不但要大得多，需要管理的事务也多了很多。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四川省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驻在泸州的一个官员把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这些虽是琐事，但却可以证明这位护理总督的布政使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而跟了他多年的师爷知道，其实丁直璜在政务方面最为人诟病和畏惧的，便是地方的各类案件的糊涂处理。
在这个时代，地万官纵使具有好心，他也决没有可能对有关生民之权和产权的诉讼逐一做出公正的判决。因为在农村里，两兄弟隔年轮流使用一个养鱼池，或者水沟上一块用以过路的石板，都可以成为涉讼的内容。如此等等的细节，法律如果以保护生民之权和产权作为基础，则一次诉讼所需的详尽审查和参考成例，必致使用众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费用，这不仅为地方官所不能胜任，也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而立法和司法必须全国统一，又不能允许各个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大乾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这一类案件照例由族长村长或族老士绅调解仲裁。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大乾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大乾帝国的政府和之前的中土王朝差不多，都是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历朝皇帝总是不断强调“复古”的原因。
为族老士绅所不能解决而必须由官方处置的，绝大多数为刑事案件。判决这类案件，政府的态度常常坚定而明确。如果发生人命损失，则尤其不能有丝毫的玩忽，一定要求水落石出。“杀人者死”这一古老的立法原则在大乾朝仍被广泛沿用，过失杀人和谋杀之间区别极微。这种一方面认为人命关天，一方面又主张以眼还眼的原则自然具有相当大的原始性，但对于大乾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其间的互相配合则极为恰当。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之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换言之，这种设施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其方便之处则是一个地方官虽然缺乏法律上的专练，但是在幕僚和吏员的协助下仍然可以应付裕如地兼任司法官。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
这种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性，在大众之中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后果。官府衙门除了对刑事案件必须作出断然处置外，很少能注意到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维持公允。乡村中的士绅族老，虽然被赋予了这方面的仲裁权，然而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交活动，对这些琐碎乏味的纠纷大多缺乏热情和耐心。至于开发民智这一类概念，在他们心目中更不占有任何地位。在大乾帝国这个古老的礼义之邦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早被列为硕民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内，即使在“模范官员”如张博行的趣÷阁下，这些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于冲动。日常生活中为小事而发生口角已属司空见惯，打架斗殴以致死伤也时有发生。纠纷的一方有时还愤而自杀以倾陷仇家；即或由于病死，家属也总要千方百计归之于被殴打致死。丁直璜在做县令的时候，有一次下乡验尸，发现村民竟以颜料涂在死者的身上来冒充血迹。这些残酷的做法，除了泄愤以外，还因为诉讼一旦获胜，死者的家属就可以取得一部分仇家的产业。
刑事案件需要作出断然处置，不论案情多么复杂，判决必须毫不含糊，否则地方官就将被视为无能。于是他们有时只能依靠情理上的推断来代替证据的不足，草菅人命的情形也不乏其例。丁直璜在担任湖南岳州府巴陵县令时，便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件案子。
有夫妇二人在家中置酒招待一位因事过境的朋友并留他住宿。正好在这个时候，妻子的哥哥即丈夫的姻兄前来索取欠款白银二两。姻兄弟一言不合，遂由口角而致殴斗。姻兄在扭打之中不慎失手，把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人命关天，误杀也必须偿命，所以妻子和住宿的朋友都不敢声张，丈夫的尸体，则由姻兄加系巨石而沉入水底。
一个人突然失踪，当然会引起邻里的注意，事情就不可避免地被揭露。其时审案的巴陵县令丁直璜以洞悉一切的姿态断定此案乃是因奸而致谋杀。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奸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随带仆从、远道而来的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又何以兴高采烈地置酒相庆？理由既已如此充分，女人就被判凌迟处死，朋友作为奸夫理应斩决，姻兄参与密谋应被绞死。这件案子送交岳州府，由一位知府担任审判官复审，审判官的结论中否定了奸情，认为确系殴斗致死，动手的人应按律处绞。大乾朝政府在法律技术上虽然远不能誉为精密周到，但在精神上却对这类人命案件颇为重视。按照规定，这一案件要由北京的都察院、大理寺作出复核。审判者细核府、县两级审讯记录，发现了根本上的出入，于是再度发交邻近3个县的县令会审。这3位县令维持初审的判决。当这一批人犯送抵本省按察使的公堂，被判凌迟罪的女人当堂哭诉喊冤。于是案件送到了巡抚那里作第六次的讯问。
巡抚大人的结论和岳州府审判官的结论完全相同。他的理由是这位妻子和他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决不会如此忍心。而这位朋友家境并非富有，并且早已娶妻，假令女人确系谋死亲夫而企图再嫁，也只能成为此人的一名小妾。所以从情理而论，谋杀的动机是不能成立的。再则，既属伤天害理的谋杀，参与密谋的人自然是越少越好，又何必牵扯上这位朋友所携带的仆从？
事后丁直璜如何解释初审时的供词？他的回答竟然是：“皆是畏刑捏招，恍德成狱，殊非情实。”
尽管丁直璜的升迁之路曾因这件案子受了一定的影响（这可能也是他坚决反对为杨乃武一案平反的重要原因），但之后他还是作到了山东巡抚，在任时他清理了很多积案，他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人之教下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这个古老庞大的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生民之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