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金国的情况和大宋完全不同,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又少,遭到沉重打击之后,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所以完颜宗翰才担心宋朝就此灭了金国。但孙珲了解宋朝的底细,知道以宋朝现在的军力,灭金是力不从心的,更无法消化原辽国的土地,所以也选择了低调行事,促使宋朝廷接受了金人的乞和(双方目前并未订立和约),以巩固燕云十六州为主。
在完全将燕云十六州融入宋朝之后,孙珲接下来的计划,仍然不是灭金,而是灭掉西夏。
党项人建立的这个有如牛皮癣一样的国家,恶心宋朝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现在宋朝北方的两个强敌辽和金都已经废掉了,正好可以腾出手来,没有后顾之忧的解决掉西夏。
现在的孙珲,终于理解了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新法所有举措的核心内容,为什么他的步调走得那样急,为什么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
这个问题可以用熙宁变法的一个常见词“富国强兵”来概括,但并不准确。
历史证明,“富国”与“强兵”并没有统一性,有时甚至正好相反。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越穷的国家,战斗力反而越强,一旦国家富裕了,百姓们有钱了,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比如古罗马帝国毁于蛮族,西晋时五胡乱中原,还有这时险些发生的北宋灭亡记,以及灭掉北宋的金国在更野蛮更落后的蒙古人面前死得有多惨。所以“富国强兵”其实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根本与事实联系不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地筹集军费。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史书,尤其是近现代的著作里,都把改革的目的与王安石、宋神宗的个人追求,心性表现结合起来谈。比如他们是爱国爱民的,是有远大理想的,甚至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要改造行将腐朽的宋帝国而努力的罕见圣贤。
而仔细研究变法的前因后果,会发现一个事实。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以振兴华夏为己任,尤其是宋神宗,他的目的是想让国家富强,打垮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时代的辉煌。这是超越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
但是实现的步骤过程,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是一个速成之法。而这个法,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
而名将王韶的《平戎策》,确定了宋朝在神宗年间的发展方向,其运作意义直接影响到后来哲宗、徽宗,几十年间宋朝每一位皇帝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奉行。
王韶在《平戎策》里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只要宋朝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果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党项骑兵没有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的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地首当其冲,兰、会两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了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是一条光明大道,可那样的话会激起宋人陷入死地之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
可如果西夏人得到了河湟,他们可以向西南方发展,在秦州以西的重镇武胜位置建立堡垒,那时随时可以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的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之内。那时宋朝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果发兵去救,陕西方面的兵力、开封附近的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皆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上就算死球了。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宋朝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觉得耻辱。
而这一切,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
若西夏得到河湟,是宋朝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而宋朝得到河湟,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之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之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了河套平原一小块之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说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要。
河湟不一样。
首先,河湟这片土地在前代一直是汉人的,往远里说,武威之南的洮、河、兰、鄯等,都在西汉版图之内。说近的,河湟之地,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前,还是辉煌的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汉地内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二百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直到宋神宗时期,各位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还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物产丰富,出产稳定,不必宋朝廷向它拨款运粮。
王安石变法走得那样急,那样乱,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为了筹措军费,实现复河湟,破西夏,收复燕云的大业。
事实上王安石也接近成功了,在他的全力支持下,王韶收复了河湟,但王安石罢相后,司马光又放弃了宋军将士们用热血换来的土地,直到三十年后,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十二月,宋军由王厚主领、童贯监军,才再次收复河湟。